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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《史记》
司马迁敢于讲真话。
因为讲真话，他得罪了汉武帝，被阉，成为“刑余之人&rdquo,精彩读书阁;；因为讲真话，他写出了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《史记》。
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李陵受汉武帝之命，出击匈奴，遭遇了数倍敌军的包围，弹尽粮绝，降于匈奴。做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与李陵无亲无故，但他了解李陵平素的为人，认为他的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，等待时机，再报效汉廷。满朝文武谁都不讲真话，司马迁却直言讲出了自己的看法，结果触怒了汉武帝，被逮下狱；由于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，次年受了宫刑。
太史元年（公元前96年），天下大赦，司马迁出狱；后又被命为中书令，这是一个由宦官承担的官职。今人大多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理解司马迁，而含垢忍耻活下来的他，牢记的是屈辱。万念俱灰的司马迁尚存一念，就是修撰《史记》；正是这个殚精竭虑、聚精会神的一念，成就了千古绝唱，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
司马迁有一封写给朋友任安的复信《报任少卿书》，这是研究司马迁生平、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，责备他不能“顺于接物”，不能“推贤进士”。司马迁复信诉说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处境和苦衷,孔子读书阁，进而详细叙述了“李陵事件”的前因后果，委婉说明自己是无罪受刑，最后反复曲折地表明自己隐忍苟活，发愤著书的决心。
全文的重心是“舒愤懑”。作者把长期以来深深郁积于胸的激愤，向朋友尽情倾泻；文中又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是非不明，忠奸不分，刚愎自用，喜怒无常，冷酷残忍。全文慷慨悲凉，难言之隐，和盘托出，恣意逞词，少有顾忌。
其中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,爱看读书阁，或轻于鸿毛”被毛泽东引用后，广为人知。
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。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。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”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。
文章结构宏大严谨，词采丰富，运用排比、比喻、婉言、借代等多种修辞方法，把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交织在一起，反复陈辞，一唱三叹，将愤懑的情绪发泄得淋漓尽致。语言具有“雄深雅健”、“逸气纵横”、“疏荡颇有奇气”的风格，句型长短不一，偶句散句并用。
这是一篇艺术感染力超强的优秀散文，因为它字字带血。
当时，司马迁著史书的专名并不叫《史记》，班固《汉书》中称之为《太史公百三十篇》、《太公史记》、《太史公书》，叫《史记》是魏晋以后的事。
这部刻在竹简上（当时汉隶已流行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）的历史巨著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汉武帝初年间（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）为止的丰富史实，并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，体现了作者的哲学思想、历史观、政治观、经济观点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等。
《史记》共130篇，包括10“表”，8“书”，12“本纪”，30“世家”，70“列传”。后三者属于史传文学范围。《列传》是上至将相下至游侠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传记；《本纪》编年记载历朝帝王活动和重要政事,爱看读书阁；《世家》是记载历代侯王史事。文学意味最浓的是《列传》，人物形象突出，故事情节丰富。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夏阳人，——今天的陕西韩城人,树海读书阁。生卒年代（约前145或前135——？）都不确定，可见他出生时与死后都不显赫。父亲司马谈是个很有学识和学术见解的史官——太史令，平生之志是继《春秋》之后撰著史书。
幼年的司马迁曾在家放牧与种田，10岁左右随父亲来到了长安，从董仲书学习《春秋》，从孔安国学习《尚书》，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。
成年后，做过皇帝的近侍官郎中，通过自己的漫游和陪皇帝巡行以及奉命出使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：北至九原，现在的内蒙包头一带，东北到辽西，今天的辽宁义县一带，东至齐鲁（今山东），东南至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南至庐山（江西）、九疑山（在今湖南宁远），西南到了巴、蜀、滇中（今四川，云南）西北至空峒，现在的甘肃平凉一带，以及中部的今安徽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
他每到一地，便凭吊古迹，搜寻古老传闻，如游会稽时探禹穴，赴九原时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,孔子读书阁，经屈原流放的地方——沅水和湘江，凭吊屈原沉水的汨罗江，在曲阜，参观了孔子的“庙堂车服礼器”，在丰沛向故老访询汉初将相萧何、樊哙等人事迹，在魏都大梁，瞻仰了信陵君门客侯赢曾经看守过的“夷门”等等，不仅增加了历史的感性知识，而且搜集了丰富的活的史料。
普通人讲真话不易，而史官讲真话更难，惟司马迁“其交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（班固《汉书。司马迁传》）。《史记》中对汉代开国之主刘邦，从实写来，既有他能用能臣，善纳善谋，坚毅不拔的创业活动，又不放过他的贪欲性与流氓相，如写他“为泗水亭长，延中吏无不狎侮，好酒及色”。写他为逃脱追兵几次将亲生子女推下车子，“楚骑追汉王，汉王急，推堕孝惠、鲁元车下。。。。。。如是者三”，以减轻车子重量，又斥责他猜忌和诛杀功臣，等等。对于当朝创业之主，采用《春秋》笔法，褒贬分明，——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春秋》的“褒贬”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，且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，而《史记》的“褒贬”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，其中包含着人民的观点，这些都足见司马迁的政治勇气及大胆的批判精神。
《史记》以铺张扬厉的笔法，表现了刘邦那副胜利者的姿态：
高祖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
如子房（张良）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餽饟（供应粮饷）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
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
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
又用写实的笔法，暴露了刘邦的无赖与残忍：
当此时，彭越数反梁地，绝楚粮食。项王患之，为高俎，置太公（刘邦其父）
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“汉王曰：”吾与项羽俱北面而受命怀王，
曰：‘约为兄弟。’吾翁即若翁。必欲烹而翁，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
讲真话当然需要勇气。司马迁把没有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《本纪》，——并且放在《高祖本纪》之前，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《世家》，并且加以赞赏，没有足够的勇气，是很难做到的；讲真话表现在细节的真实，如“鸿门宴”中，“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；亚父南向坐——亚父者，范增也；沛公北向坐；张良西向坐”，写的历历在目，据说司马迁专程做过实地考察，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。
（李斯）年少时为郡小吏，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,华闻读书阁，近人犬，数惊恐之。斯入仓，
观仓中鼠食积粟，居大庑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。于是李斯乃叹曰：“人之贤不肖，譬
如鼠矣！”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。
建为郎中令，书奏事，事下，建读之，曰：“误书马字。与尾当五，今乃四，不
足一。上谴，死矣！”甚惶恐。其为谨慎，虽他皆如是。
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，御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“六马。”
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,广济读书阁，然犹如此。
如此微末细节，信笔写就，实起点睛功效。
《五帝本纪》：
在当下，有关中华民族的“身份认同”，似乎有一些不协和之音，读读《史记。五帝本纪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那些言论是多么的愚蠢而不可取。
司马迁以黄帝为中国古史的开端，中华民族从此自认为黄帝的子孙；将远古不同世系的天子组成黄帝、颛顼、帝筶、尧舜一脉相承的血系，依次排列；将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写成与黄帝有血缘关系。
三皇五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。
司马迁行万里路：“余尝西至崆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。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。总之，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。
破万卷书：“予观《春秋》《国语》，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章矣，顾弟弗深考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《书》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。”。
“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”终于完成了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。
这份从血统上的“认同”，清晰了民族的共同记忆，贡献是伟大的，影响是深巨的。
《项羽本纪》：
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代，参加了秦末农民起义，作战很勇敢，对于摧毁暴秦的统治，贡献了很大的力量。他喑呜叱咤，所向无敌，性格直率，不善于用计谋，结果被刘邦和他的谋臣所算，至于失败。但他刚愎自用，残酷暴烈。司马迁在项羽的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同情。
秦将王离、涉闲以强大兵力力围赵巨鹿，诸侯军救赵，都不敢进兵，楚怀王使卿子冠军宋义和项羽等率兵救赵，宋义持观望态度。项羽毅然杀了宋义，引兵渡黄河，破釜沉舟，与秦军决战，大破秦军，扭转了当时的局势：
当是时，楚兵冠诸侯。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，莫敢纵兵，及楚击秦，诸将
皆从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，楚兵呼声动天，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。于是，
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；入辕门，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
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
其中，“诸将皆从壁上观”“无不人人惴恐”烘托出秦军兵力之强，和战斗的激烈，实乃传神之笔。
《鸿门宴》一段叙述鸿门宴会上项羽、刘邦双方斗争的场面，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和刘邦的性格，从而显示出这种不同的性格对于斗争胜负所起的作用。
落拓的项羽不愿在宴会上暗算他的敌手，范增要杀刘邦，张良串通项伯予以保护，樊哙又持剑夺门而入，张良便从中斡旋调度，场面异乎紧张。宋刘辰翁评价这一段文字“历历如目睹，无毫发渗漉，非十分笔力，模写不出”。
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等成语皆出自这里。
项羽兵败在垓下突围时，只剩下二十八骑，还要率领二十八骑“快战”，和他们约定三胜汉军，要“溃围、斩将、旗齐”。书中细致描写了“快战”的情景。最后，项羽想东渡乌江，乌江亭长撑船劝他渡，说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”下面写到：
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
还。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使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乃谓亭长
曰：“吾知公长者，吾骑此马五岁，所向无敌，尝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杀之，以赐公。”
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。
项王军壁垓下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
项王乃大惊曰：“汉皆已得楚乎，是何楚人之多也！”项王则夜起，饮帐中。有美
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慨慷，自为诗曰：力拔山
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歌数阙，美人
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。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
凄怆而悲壮的笔调写出了项羽最后失败的“英雄末路”，具有催人一掬同情之泪的艺术感染力量。
作者的笔端饱含热烈的感情赞叹他的同时，对他也进行了应有的批判。写了他的坑秦降卒，写了他烧毁秦宫室后，就想东归，发出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”的怪论，写了有人批评他“沐猴而冠”，他便斩了批评他的人。但总的说来，他的批判是轻微的，肯定大于批判。
《孔子世家》：
当代著名学者王立群认为：
孔子是一个在当时郁郁不得志的理想主义者。
在《孔子世家》中，司马迁详细记述了孔子的生平：
私生子。有思想（儒学），有本事（通六艺）。做过一些难有作为（不能实现政治理想）的官，提出了许多不被采纳的建议。周游列国，不是被拘，就是被逐，再就是知趣悻悻地离去，他自嘲：“累累若丧家之犬。”整理古籍。享年73岁。
当时，有人称孔子为“圣人”，而《史记》以前的作品（即使是《论语》）则对他多有微词，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。
司马迁在列传后面的“太史公曰”中对孔子的溢美之词，让孔子以全新的面貌站立在世人面前：
《诗》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
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低回留之，
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
学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
景行，大道。乡往，向往。低回，徘徊。没，死。宗，崇拜。
如高山如大道，“心乡往之”，孔子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孔子。“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”，深深憧憬。仲尼虽逝，然其遗物依然，其遗教犹在，“余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”，眷眷情意。寥寥数语，描写，叙事，议论，寄予无限深情。
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始，历代统治者皆将孔子推上圣坛，当做钳制人民思想，摧残人民身心的工具。绵延两千年，“尊孔”成为主流。到了公元1919年的五四运动，“反孔”则是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；再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批孔逐渐升级，把孔子批得体无完肤，甚至是十恶不赦。
孔子是无辜的。生前四处游走，郁郁不得志；死后上圣坛，下地狱，折腾得面目全非。
还原真实的孔子，批判其糟粕，传承其精髓，才是今人所应持有的态度。
《陈涉世家》：
本篇主要记述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的事迹，描述了陈涉、吴广起义的动机、经过和起义后的胜利形势。写他们在被“谪守”渔阳途中遇雨误期，按法当斩，但他们决计反抗，揭竿而起，终于灭秦,宁静读书阁。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表现出他们素有大志，气概非凡；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！”表现出他们对起义的胜利信心，和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；“夥涉为王”，即“一朝为王，阔气异常”，又以惋惜的笔调，记叙了陈涉称王后骄傲忘本，致人心丧尽，终于失败。
陈涉少时，尝与人佣耕。辍耕之垄上，怅恨久之，曰：“苟富贵，毋相忘。”佣
者笑而应：&ldquo,修身读书阁;若为佣耕，何富贵也？”陈涉太息曰：“嗟乎！燕雀安之鸿鹄之志哉！”
有鸿鹄凌云壮志，才能“揭竿而起”。
中国历史上，陈涉、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开端，它为反秦战争揭开了序幕，也为历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开辟了道路。
陈涉曾称王，所以司马迁把他的传列在“世家”中，司马迁说：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，诸侯作难，风起云蒸，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，自涉发难。”表明司马迁对陈涉在历史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重视的。
《外戚世家序》：
《外戚世家》记载了汉朝高祖、文帝、景帝和武帝四朝的外戚家族的盛衰史，文前有序：
自古受命帝王，及继体守文之君，非独内德茂也，盖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
以涂山，而桀之放也以妹喜；殷之兴也以有娀，纣之杀也嬖妲己；周之兴也以姜原
及大任，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。故《易》基乾坤，《诗》始《关雎》，《书》美釐降，
《春秋》讥不亲迎。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，唯婚姻为兢兢。夫乐调而
四时和。阴阳之变，万物之统也，可不慎也？
列举历代帝王的成败与后妃、外戚相关联的史实，多为后世引用。
“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”、“乐调而四时和”皆为至理之言，至今仍有意义。
《留侯世家》：
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（桥）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（地方），直堕其
履圯下，顾谓良曰：“孺子，下取履！”良愕然，欲殴之，为其老，强忍，下取履。
父曰：“履（穿履）我！”良业为取履，因长跪（挺身跪着）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
而去。良殊大惊，随目之。父去里所（一里路左右），复还，曰：“孺子可教矣！后
五日平明（天刚亮），与我会此。”良因怪（感到奇怪）之，跪曰：“诺。”
这段故事家喻户晓，描写了前218年，张良年少时在下邳的桥上遇到黄石公，得到《太公兵法》，表现了张良不凡的气度和志向。
张良，字子房，传说是城父（今属安徽）人。他出身韩国贵族。秦灭韩国后，张良为报仇，行刺秦始皇，未果，逃亡到下邳（今江苏邳县），遇到黄石公。前209年，陈涉起义，张良聚众响应，后为刘邦谋臣，帮助刘邦攻破咸阳城，推翻秦王朝，打败项羽，统一天下。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。前218年，刘邦封张良为留侯。司马迁写《留侯世家》记述了张良一生的事迹。
《周亚夫军细柳》是文帝劳军的纪实。匈奴大入边，刘、徐、周三将军分驻长安附近以备之。文帝劳军，文章略写文帝至霸上及棘门军，详写细柳劳军：依次写士吏守营，文帝先驱至，文帝至，文帝徐行入营，文帝劳军，极有层次。
文中叙周亚夫在细柳营治军的谨严，写得十分生动。自此，“细柳”“细柳营”“细柳兵”等词语后来成为了诗文中一个常用的典故。
《孙子吴起列传》是孙武、孙膑和吴起三位著名军事家的合传。司马迁对孙武着笔不多，对吴起又过分强调他性格和行为上的严重缺陷；唯对孙膑却铺写其智谋，赞扬其品格。
《孙膑》节选自《孙子吴起列传》。节选的这段传记，叙述了三个故事，表现了孙膑的智谋：田忌赛马；围魏救赵；马陵道智胜庞涓。刻画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和面貌，栩栩如生，极能引人。
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。齐使田忌将而往,树海读书阁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闻之，去
韩而归，，齐军既已过而西矣。孙子谓田忌说：“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
为怯；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兵法：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军
半至。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三万灶。”庞涓行三日，
大喜，曰：“我固知齐军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与其
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,金门读书阁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。
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：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”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
期曰：“暮见火举而俱发。”庞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乃钻火烛之。读其书未
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乃自刭，曰：“遂成竖子
之名！”
孙庞斗智，庞涓兵败自杀。
军事思想的形象记述，扬恶惩善的主题发露，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，在如此短小篇幅中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
《信陵君窃符救赵》：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战国四公子都立了传，而对信陵君尤为推重。明人茅坤说：“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，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。”司马迁在传文中说：“公子为人仁而下士。&rdquo,孔子读书阁;救赵成功后，又说：“当此之时，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。”在传后又赞说：“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，不耻下交，有以也。名冠诸侯，不虚耳。”可见信陵君在司马迁心目中的位置。
《信陵君窃符救赵》全篇重在表现信陵君的礼贤下士，以及因此而在政治、军事方面而获得的成就。围绕窃符救赵这件事，先写画策的侯赢，连带写帮助夺取晋鄙军权的朱亥。用精雕细刻之笔写侯赢，写得生动细致，之后详写窃兵符救赵国，又着重写信陵君“与赵俱死”的决心，写解围之后赵王和平原君对信陵君的感激，这样，就生动反映出窃符救赵的重要性和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效果。
信陵君不惜冒“窃兵符&rdquo,树海读书阁;“杀晋鄙”“矫魏王令”等罪名，“北救赵而西却秦。这种不顾个人安危、个人声名而“以便国家”的爱国主义精神，让信陵君的形象大放光彩。
《魏公子列传》里写了“夷门监者”侯赢和“市井鼓刀屠者”朱亥，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，但他们都具有傲骨。魏公子无忌好客，以一个贵公子的身份亲自去访问他们，他们都很傲然。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描写，一方面烘托出无忌的礼贤下士，另一方面极写侯赢、朱亥的傲岸的性格。当他们被无忌的热情和诚意所打动，知道无忌要抗秦救赵，正处在急难中的时候，他们热情地出来帮助他解决困难，使无忌能够出兵攻打秦兵，解赵国邯郸之围。司马迁歌颂了侯赢、朱亥的这些行为。
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，秦国假称用十五城作交换条件，想用欺诈的手段夺取赵国的珍宝和氏璧。这时赵国处于秦国强暴势力要挟之下，蔺相如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，毅然持璧入秦，以他的机智勇敢，折服了强秦，最后“完璧归赵”。在渑池会上，秦王强令赵王鼓瑟，蔺相如也立即威胁秦王，要他为赵王击缻。这都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。他因为有功于国，得到重用，引起了同辈廉颇的嫉妒，要羞辱他，他却“先国家之急，而后私仇”，处处对廉颇让步，感化了廉颇。廉颇勇于改过，与蔺相如两人消除成见，团结一致，共同抵抗秦国。
“完璧归赵”“负荆请罪”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等故事脍炙人口。
秦王坐章台见相如。相如奉璧奏秦王，秦王大喜，传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
呼万岁。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，乃前曰：“璧有瑕，请指示王。”王授璧。相如因
持璧，却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：“大王欲得璧，使人发书至赵王，赵王
悉召群臣议，皆曰：‘秦贪，负其强，以空言求璧，偿城恐不可得。’议不欲予秦璧。
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，况大国乎？且以一璧之故，逆强秦之驩，不可。于是赵
王乃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书于庭。何者？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
王见臣列观，礼节甚倨；得璧，传之美人，以戏弄臣。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，故
臣复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！”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击柱。
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辞谢固请，召有司案图，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。相如度秦王特以
诈，详为予赵城，实不可得，乃谓秦王曰：“和氏璧，天下所共传宝也。赵王恐，不敢
不献。赵王送璧时，斋戒五日，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,树海读书阁，设九宾于廷，臣乃敢上璧。”秦王度之，终不可强夺，遂许斋五日。舍相如广成传。
相如度秦王虽斋，决负约不偿城。乃使其从者衣褐，怀其璧，从径道亡，归璧于
赵。
驩，同欢。严，敬重。修敬，表示恭敬。列观，即普通的章台。径道，小路。
这是一个激烈、紧张的大场面。司马迁用蔺相如一连串的动作（如“因持璧，却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”“持其璧睨柱，欲以击柱”等）和正义言辞的精彩描绘，树立了蔺相如英勇机智，舍身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主义形象。与之相应的是，以寥寥几笔，如秦王“大喜”、“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辞谢固请”等，便勾勒出秦王贪且怯的性格。
人与人（尤其是亲近的人）的交往中，难免因故失和。如何应对失和，司马迁笔下的两位将相为世人树立了楷模。
渑池会后，廉颇、蔺相如同为上卿，但朝见时，蔺相如居右，位在廉颇之上。廉颇因妒生怨，宣言：&ldquo,树海读书阁;我见相如，必辱之！”；当他被蔺相如的宽宏大量所感动，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鄙贱之人，便“肉袒负荆”，向蔺相如勇敢地承认错误。廉颇鲁莽粗放，直率磊落，又勇于改过，可贵可爱，可歌可泣。
蔺相如“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”，先是“不肯与会”，“称病”不朝，再是“引车避匿”，并在廉颇背后申明为国大义，最终换来同廉颇“卒相与驩，为刎颈之交”。懿德与日月同辉。
皆大欢喜。
“将相和”，胸怀和气量至为关键。
《屈原列传》：
本篇记述了屈原报国无门，忠君无路，品德高洁而不随波逐流的悲愤心情。
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伟大的爱国诗人，也是热爱楚国，同情楚国人民，“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”的政治家。他被楚怀王逐出朝廷，又被楚襄王流放江南。他忧愤烦乱，写下《离骚》；后沉汨罗江。大概因为他与贾谊都是文学家，又都怀才不遇，贾谊还做过《吊屈原赋》，司马迁把他们合写一传。秦以前，古书未记载屈原生平事迹，这篇传记，成为记载屈原生平事迹最早最完整的文献。
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
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”
屈原曰：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
渔父曰：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
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怀瑾握瑜，而自今见放为？”
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：‘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’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
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常流，而葬乎江鱼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
温蠖乎？”
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于是怀石，遂自投汨罗以死。
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，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，留给后世的遗产是“国宝”级的。
太史公曰：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过屈原所
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，何
国不容？而自令如是！读《服鸟赋》（作者贾谊），同生死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！
司马迁同样有一种抑郁不平之气，又对屈原的为人非常景仰，文中往往流露或长或短的议论，更流露出作者歔欷感叹的情感。
《刺客列传》是春秋战国时代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五位著名刺客的合传。其中荆轲的故事富于反抗强暴、慷慨赴难的思想意义。下面是荆轲刺秦故事的高潮部分：
秦王闻之，大喜，乃朝服设九宾，见燕使者咸阳宫。荆轲奉樊于期头函,树海读书阁，而秦
舞阳色变振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轲顾笑舞阳，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天子，
故振摺。愿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荆轲曰：“取舞阳所持地图。”轲
既取图奏之。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（刺）
之。
韩信袴下受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：
淮阴屠中少年侮信者，曰：“若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中情怯耳。”众辱之曰：“信
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袴下！”于是信熟视之，俯出袴下，蒲伏。一市人皆笑信，
以为怯。
韩信，淮阴人，少时家贫，母早亡，乞食为生。他先投奔项羽，不被重用。又投奔刘邦，被任用为大将军。刘邦做了皇帝，却夺了他的兵权，改封韩信为楚王，后又降他为淮阴侯。前196年，韩信被吕后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于长乐钟室。
《淮阴侯列传》详细记叙了韩信一生的事迹。司马迁把韩信写成了一个素怀大志，富有将才，善于用兵，并有一定政治眼光的杰出的军事家，充分肯定了他在刘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文中首先记述了少年韩信在南昌亭长处寄食和向漂母乞食的故事。当自私而又虚伪的亭长的妻子厌恶韩信、不给韩信饭吃的时候，韩信没有向她哀求，而是“怒，竟绝去”，寥寥4个字，表明了少年韩信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侮辱的饭囊，更不是一个只求乞食、不要脸面的无赖之徒，而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年。韩信对一连几十天都把饭食分给自己吃的漂母十分感激，表示将来一定要报答她的恩德，表现了韩信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而是胸怀大志、知恩必报的大丈夫。漂母的生气及表达，树立了一个善良、慷慨的漂母形象，与势利虚伪的亭长妻子的形象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接下来，对韩信“俯出袴下”的故事做了细致的描绘。当淮阴屠夫中的无赖少年盛气凌人，故意向韩信挑衅时，韩信“熟视之”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决定宁受屈辱，不与相争，没有刺死这个无赖少年，而是从他的胯下钻了过去。一个胸怀远大志向，不斤斤计较个人眼前得失的韩信通过“俯出袴下，蒲伏”的细节立了起来，充分表现了韩信忍辱负重、以屈辱来激励自己的性格,铭华读书阁，更为他后来成为有谋智的名将做了铺垫。
韩信功成名就，被封为楚王回到下邳时，对漂母“赐千金”，补足了韩信实践诺言，知恩必报的性格；对亭长“赐百钱&rdquo,金霏读书阁;，补足了韩信对亭长妻子不给饭吃而愤慨的性格；对屠夫的奖赏最高，叫他做中尉武官，并称他为“壮士”，正是因为他的侮弄，韩信激励自己愤发有为，使他成为一代名将。这些深刻地刻画了韩信心胸宽广的性格。
《扁鹊仓公列传》是著名医学家扁鹊和淳于意的合传。司马迁把扁鹊作为理想人物来予以歌颂：
扁鹊过齐，齐桓侯客之。入朝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曰：
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谓左右曰：“医之好利也，欲以不疾者为功。”
后五日，扁鹊复见,树海读书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血脉，不治恐深。”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！”
扁鹊出，桓侯不悦,树海读书阁。
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肠胃间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不应。扁鹊出，
桓侯不悦。
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望见桓侯而退走。桓侯使人问其故。扁鹊曰：“疾之居腠
理也，汤熨之所及也；在血脉，针石之所及也；其在肠胃，酒醪之所及也；其在
骨髓，虽司命无奈之何,华闻读书阁！今在骨髓，臣是以无请也。”
后五日，桓侯体病，使人召扁鹊，扁鹊已逃去，桓侯遂死。
扁鹊“望色”而知疾，见其医术之“神”。
讳疾忌医者当以此为鉴。
《李将军列传》：
本篇叙述了汉朝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。李广轻财，爱士卒，具有非凡的勇敢与机智，并善于射箭。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，他参加过大小70余战，却一直没有封侯。最后竟然跟随卫青出击匈奴，迷失道路，获罪自杀。司马迁把他卓越的才干与不幸的遭遇构成强烈的对比，在李广的身上给予了极大的同情，明茅坤说：“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，故太史公极力摹写，淋漓悲咽可涕。”
文章开头就写汉文帝对他的赞叹：“惜乎，子不遇时！如令子当高帝时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！”接着写他以一百骑遇匈奴数千骑，相持一天，竟得脱险，还写他善射和治军简易等，一生却官职卑微，结果竟死于获罪自杀,树海读书阁.3。
文章歌颂了李广的勇敢善战，写他的廉洁和爱护士卒，“为二千石四十余年，家无余财，终不言家产事”；“广之将兵，乏绝之处，见水，士卒尽饮，广不近水,金霏读书阁；士卒不尽食，广不尝食”。
广居右北平，匈奴闻之，号曰“汉之飞将军”，避之数岁。。。。。。。后三岁，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，异道。行可数百里，匈奴
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。广军士皆恐，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。敢独与数十骑驰，直贯
胡骑，出其左右而还,金门读书阁，告广曰：“胡虏易与耳。”军士乃安。广为圜阵外向，胡急击
之，失下如雨。汉兵死者过半，汉矢且尽，广乃令士持满勿发，而广身自以大黄射
其裨将，杀数人,树海读书阁，胡虏益解。会日暮，吏士皆无人色，而广意气自如，益治军。军中
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，复力战，而博望侯军亦至，匈奴军乃解去。
李广临敌的机变与坚毅，其大将才能与风度，跃然纸上。
传末司马迁评价说：
传（《论语》）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其李将军之
谓也。吾睹李将军，恂恂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
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于士大夫也。谚曰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此言虽小，可
以谕大也。
《李将军列传》于叙李广战功的同时，或议论，或感叹，或叙一二佚事，又插入李蔡、程不识与李广相比，极尽错综变化之妙。
《西门豹治邺》写的是西门豹禁绝河伯娶妇的故事，很有意义，笔法也简洁有致。
文章借长老的叙述，具体生动地写出了为河伯娶妇的荒诞和人民因此而遭受的苦难。西门豹居然也要去送女，令人不解其意。文章写得平实，但有思想，有情趣。
西门豹如此送女，令人大块。不用禁令，河伯娶妇之事自止。西门豹的严肃，煞有其事，官属豪长的狼狈，跃然纸上。
制止为河伯娶妇是除弊，后叙的开渠灌田是兴利。二事写来，西门豹关心民瘼，具有远见的形象，异常鲜明。
《滑稽列传》古代谏官不敢直接劝谏君主，常常采用婉曲的方法旁敲侧击。他们大多机智幽默，言明大义，而不是犯颜直谏，司马迁称之为“滑稽”。
齐威王之时，喜隐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
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。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
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鸣，王知此鸟何也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蜚则已，一蜚冲天；
不鸣则已,精彩读书阁，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奋兵而出。
诸侯振惊，皆还齐侵地，威行三十六年。语在》田完世家》中。
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脍炙人口，堪为妙语；淳于髡“以隐”而“引”而谏，堪为殊行。
《货殖列传序》古文中直接议论发财致富的文章凤毛麟角，司马迁的这篇文章是个特例，它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。货殖，是靠贸易以生财求利的意思，语出《论语。先进》：“赐（子贡）不受命而货殖焉。”司马迁做《货殖列传》的用意，就是认为居积致富，也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。在当时，司马迁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，并且清楚地认识到生产、交易、财富等的重要性，这是值得重视的。
其中“故曰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提取了世态人情的精华，对人间社会做了高度的概括。
在热情赞扬和充分肯定了一些人物的同时，对另外一些人物的恶行劣迹也做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。《酷吏列传》里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残暴的官吏。在写酷吏王温舒时，写他在立春以后，按照法令不能用刑而“足顿叹”，说：“嗟乎！令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。”《叔孙通列传》写叔孙通替汉高祖制定群臣朝拜的仪节，汉高祖于是给叔孙通做太常官，赐金五百斤，叔孙通将五百斤金给了跟随他的鲁诸生，诸生都欢喜，说：“叔孙通诚圣人也，知当世之要务。”写出了那些俗儒的阿世贪鄙心理。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写霍去病的不体恤士卒：其从军，天子为遣太官赉数十乘，既还，重车余弃粱肉，而士有饥者。其在塞外，卒乏粮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骠骑尚穿域踏鞠。”作者对这个贵戚出身的武将对待士卒的冷酷行为，表示了憎恶。
在《魏其、武安侯列传》中，作者又揭露了朝廷的昏暗和一些大小官僚互相倾轧的情形。作品细致描写了田蚡和窦婴、灌夫与田蚡互相间倾轧的起源和经过，其中有几段很工细的文字。如田蚡向灌夫说要访窦婴家，窦婴准备酒席款待，从早等到午，田蚡却没有来，灌夫亲自去请，田蚡早已忘却，还卧床未起。朝廷贵族贺田蚡婚礼，田蚡行酒，坐客都“避席”表示恭敬，窦婴行酒，坐客们冷淡，灌夫行酒到田蚡，田蚡也冷淡，灌夫嘻笑地勉强他饮，还指桑骂槐地骂了临汝侯。后来灌夫和田蚡的冲突闹到了皇帝面前,精彩读书阁0，皇帝叫朝臣来问详情时，作者对那些大臣的胆小怕事的心理也都描写入微。倾轧的结果是窦婴、灌夫被田蚡陷害处斩。
作者的匠心在于，通过描写三个人不同的经历及三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生活细节，来刻画三个人的性格：窦婴是一个退职的老臣，含愤而不外露；灌夫横暴，但直率，使酒任性；田蚡新贵，骄横狠毒。
史传文学首先是记载历史，必然受到史书撰述原则的制约。正因司马迁讲真话，他所撰述的历史是“实录”，而不能虚构；同时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实状况与面貌，对文章不一定适宜，对刻画人物不一定必需的重要史事与人物的事迹，也一定加以记载，这就极大地消弱了文学性。
历史人物传记在开篇处通常要介绍人物的姓名、字号、籍贯及家世出身，这就造成了行文的死板和千篇一律；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，一些重要历史必然涉及多人，便在各篇里难免重复，如鸿门宴重复出现在《项羽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《留侯世家》〈樊郦腾灌列传〉等篇中。
瑕不掩玉。再说，司马迁立意撰史，并非要在“文学”上大做文章，然而，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在撰史原则的制约下，司马迁充分发挥了高度的文学性，做了“开创”式的工作。
在先秦历史散文的基础上，司马迁创造出纪传体的史书，从而创造了史传文学这一独特文学样式，是历史散文的一个飞跃发展。
先秦历史散文虽然也都具体记载人物言行，但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以事件为主，只有人物的言行片段。《左传》记载人物言行有了一定的连贯性，但限于编年体制，被分割在不同年份的记事里，而且仍然以史事为纲，缺乏人物的完整性。
司马迁的纪传体则明显转为以人物为纲，每一篇集中记叙一个或几个人物，使人物的事迹、性情、风貌获得完整的表现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。不仅给人们留下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而且从基本体式到主要艺术手段，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特别是对后来的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。《史记》中的人物故事成为了后来历代演义小说的题材及后来的戏曲也取《史记》的故事制戏。
《史记》成为了中国古代散文典范之一。唐代韩愈提倡古文运动，以“先秦两汉”文章为旗帜，其中标举《史记》。特别在碑志传状类文字中，《史记》成为直接榜样。《古文观止》选了14篇《史记》作品，另有一篇《报任安书》，分量是颇重的。{苏东坡（17篇）和欧阳修（14篇）}。
战国时代一些文字已有骈化倾向，如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，汉初贾谊、邹阳等人的文章也不例外。《史记》文字则以散为特色，是最散的文字。少至一字一句，多至十字、二十来字。错落有致，而其中却含有一种诗意美，因为内蕴感情。
《史记》每篇结尾所附的史论——即“史太公曰”，是很精彩的议论文字，短短的几行，包含了作者鲜明的立场、深刻的见解与深沉的感情，文笔曲折尽致。后代如欧阳修等古文学家，都喜欢学这种文字。
《史记》事件繁富，见识深广，词采丰美，情感浓郁；《史记》结想不凡，下笔无拘无束，高屋建瓴，大气磅礴，苏辙所谓“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”，在雄奇遒逸中疏荡有韶致，摇曳多姿，成为传世美文。
司马迁，眼光独到，史实从真，史德高尚，流芳千古。
（待续）
